从数字基础设施到共同富裕：数字鸿沟如何重塑中国普惠金融的空间格局

引言：数字基础设施正在重新定义金融地理

在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版图中，数字基础设施已成为与交通、能源并列的第三大支柱。但数字基础设施的价值并不仅限于连接速度或算力规模，更在于其催生的新型服务生态，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金融服务的可及性、成本与效率，正因数字基础设施的铺开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然而，数字基础设施的分布并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即数字鸿沟——正在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真正转化为区域共同富裕的驱动力。

一项基于中国245个城市2012年至2022年面板数据的研究，为这一命题提供了实证支撑。该研究发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通讯》，利用经济距离矩阵和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及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不仅关乎中国，也为全球南方国家在数字金融与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推进方面提供了参照。

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之上的金融革命

传统金融服务受限于物理网点、信用记录和交易成本，往往将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和农村居民排斥在外。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智能手机、移动支付和大数据分析，将金融服务嵌入日常场景，大幅降低了服务门槛。这种模式本质上依赖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质量——包括宽带网络、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以及配套的网络安全体系。

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用显著，且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意味着，一个城市的数字金融发展不仅有利于本地居民收入提升和消费升级，还会通过经济关联和要素流动带动邻近城市的发展。这种溢出效应正是基础设施网络属性的体现：数字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和外部性使得金融服务能够跨越行政边界。

数字鸿沟：基础设施不均衡的投影

然而，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来不是均质的。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之间，在硬件设施、使用技能和数字素养上存在显著差距。这种差距被定义为“数字鸿沟”，它不仅是网络覆盖问题，更涉及数字技能的掌握程度、数字风险的认知水平以及数字服务的实际使用深度。

研究显示，数字鸿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扮演着显著的负向调节角色。也就是说，数字鸿沟越大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果越弱。原因不难理解：当一部分人群无法有效接入或使用数字金融服务时，金融资源反而可能向数字素养较高的群体集中，从而加剧财富分化。这提醒我们，单纯铺设光纤和建设数据中心并不足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基础设施的“最后一公里”必须包括人的能力建设。

区域异质性：东部的优势与中西部的追赶

该研究还揭示了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强于中部和西部。这并非单纯因为东部经济更发达，而是因为东部地区拥有更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更高的互联网普及率以及更成熟的数字金融生态。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尽管在基础设施投资上持续加码，但数字鸿沟依然制约着金融服务的下沉效果。

这一发现对基础设施投资者具有直接意义：在中西部地区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不仅要关注硬件投资回报，还要考虑配套的数字技能培训和金融知识普及。否则，基础设施的边际收益会因使用端的能力不足而递减。

从指标分解看数字金融的结构效应

研究进一步将数字普惠金融分解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发现三者均对共同富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覆盖广度反映数字金融账户的普及率，使用深度体现支付、信贷、投资等业务的实际活跃度，数字化程度则衡量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低门槛特征。

从基础设施角度理解，覆盖广度依赖于通信网络和终端设备的普及；使用深度取决于应用场景的丰富性和数据系统的可靠性；数字化程度则考验云计算平台的处理能力和金融监管的智能化水平。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全面发展，本质上是多层次数字基础设施协同升级的过程。

政策启示：投资于人，而非仅投资于物

研究结论指向了清晰的政策方向：首先，应持续加强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填补网络覆盖的盲区；其次，要提高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尤其是针对老年群体、低学历群体和农村居民的技能培训；再次，应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促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

对于全球基础设施分析师而言，这项研究的启示在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评估框架需要从传统的连接率、带宽或时延指标，扩展到数字素养、使用效率和分配效果等维度。真正有价值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应当能够缩小数字鸿沟，而非扩大它。

结论

数字普惠金融并非自动带来共同富裕，其效果取决于数字鸿沟的弥合程度。在中国245个城市的证据中，我们看到数字基础设施的扩展确实利好包容性增长，但若忽视使用端的平等性，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沦为区域差距加剧的推手。未来的基础设施规划必须将数字素养、金融教育和服务设计纳入整体考量，使“连接”真正转化为“赋能”。

这项研究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数字基建政策提供了实证基础：在追求物理覆盖的同时，需要同步构建人力资本和制度生态。唯有如此，数字基础设施才能成为共同富裕的基石，而非新的分水岭。